邹承鲁杂文摘抄
邹承鲁是一个生物化学学者。以下节选自其本人文字。
针对“论文写作”：
论文署名首先是责任，其次才是荣誉。……为了论文较易发表，或发表后较易引起同行注意，不经同意任意署上某一著名科学家的名字，或不论自己是否做过贡献，依靠权势强行列名，都是不道德的行为。…… 有些国家的部分科学家，习惯于在他领导下的实验室发表的所有科学论文上署名，有的在40年的科学生涯中，署名文章多达千余篇。这些科学家敢于负责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能否真正对所有文章负责，很值得怀疑。
——《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中国科学报，1991年10月25日（连同其他13位院士共同发表）
这里我特别想谈谈”证明”这个词。有的作者喜欢用”结果证明”，甚至”充分证明”之类的词句。实际上在科学上真正能够”证明”的时候是不多的，更何况是”充分证明”！只要对所得的结果能够提出任何其他可能的解释，你所提的解释就不是唯一的，也就不能说是你的结果”证明”了你所提的解释。请看下面的例子：
“本文中所发现的荧光红移主要是由于N端经酶切后而引起的。电泳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不完全排除有微量的酶作用于bR分子的其他位点。”既然有其他的可能，就表示没有”证明”。实际上，从”一种可能的解释”，”提示”，”可能说明”，”说明”或”表明”一直到”证明”甚至”充分证明”有一系列的从弱到强的不同语气，可供作者根据已有实验证据的不同程度，选择用来确切表达所得的推测，推断，或结论。
……
但也没有必要罗列大量文献，只引必引的，与本文直接有关的文章和所用重要的实验方法即可。科研论文不是综述，不一定非要引用最原始的论文不可，以表示对最早的发现者的承认，只用最新的文献也是可以的，这样在必要时读者也可以找到更早的文献。引用文献时千万不要贪懒转引，别的作者在引用时和你的目的不同，对他合适的引文并不一定对你也合适，再说，他也可能引错。一定要自己核对并看过原文，以对读者负责。
科学研究，贵在创新，没有超出前人之外的结果，或与前人不同的观点，就没有必要发表研究论文。我们写科学研究论文的目的在于：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说明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接受同行的评议及审查，以图在不断的讨论和争论中，能逐渐接近真理，从而对科学的发展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有所贡献。
……把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论文投往在国际上最有声望的杂志，才能经受最严格的审查，听到最尖锐的意见。
——《怎样写严格而又生动的研究论文》，自然科学进展——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讯，1992，2(5):469~477
……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我深信一定可以在好的期刊上发表。故步自封，怨天尤人，对自己没有好处；假借编辑部对中国作者的歧视，戴上爱国主义的帽子，为自己的论文被拒绝找借口，只能是欺骗自己，欺骗领导，欺骗公众。
——《既要创新 也要打假》，科学时报，2001年12月21日
针对“学术评价”：
在报刊宣传中时常有“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或“国际上首次”等提法。这些提法本身并不能说明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研究本来就是国际性的，“国内首创”或“填补国内空白”只能说明工作并非创新而是模仿国外。如果是应用研究，则首先要看工作的应用价值如何。应该看到，和国外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空白甚多，有的意义不大，有的并不适合我国需要，这些都不值得去填补。上面提到，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都必定有创新，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国际上首次”，仅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枝节问题上争取“国际上首次”，实际上意义不大。再对这些问题大做文章，并且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只能是贻笑大方，并错误地把我国有限的科技力量引向不问工作意义，只片面追求“国际首次”或“填补空白”的错误方向。
——《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中国科学报，1991年10月25日（连同其他13位院士共同发表）
科学家声誉的建立，应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工作，在严肃的科学书刊上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见解与论点，依靠这些工作和论点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经过科学界反复的实践，逐渐取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绝不能依靠本人向领导自我夸张地介绍自己的所谓成果以取得领导批示，然后再依靠报纸、电视、电影等新闻媒介予以宣传。……用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所谓知名度，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是不能建立一个科学家科学声望的，最终只能被时间所淘汰。
——《再论科学道德问题》，中国科学报，1991年10月25日（连同其他13位院士共同发表）
……从反面看，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全无反响，恐怕不能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当务之急在于提高效率》，民主与科学，1999年第1期
我深信，鼓励自由探索，并在科学上引入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体制，重点支持那些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个人和集体。具体做法可以是：加强考核，严格计算 投入产出比，在课题结题时，必须报告课题发表论文的累积被引用频次。对于有高水平成果的面上课题应该增加支持，或升格为重点课题，对于没有成果的不考虑重新开题。这样做必将大大加快科学发展步伐，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促进我国科学的腾飞和空前繁荣，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对重点支持热点领域的一些看法》，科学时报，1999年10月14日
不同学科年发表论文数可以很不相同。年发表论文数较高的学科，有关刊物的影响因子也会较高。因此根据影响因子来衡量刊物水平只能在同一学科内才可以进行直接比较，不同学科刊物的影响因子不能直接相互比较。
——《影响因子——衡量学术刊物水平的客观标准》，光明日报，1997年12月19日
现在有不少单位出版自己的学报，同行们戏称之为“家报”。有些家报在发表论文时，或者基本上不经过审稿，或者所谓的审稿也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这样发表的论文对科学的发展会有多少影响？更有甚者，这样发表的论文往往有了错误，得不到纠正反而害人。即使作为给学生以撰写论文的训练，也不能说是很好的训练，除了对某些人提职也许有些许好处外，我实在看不出在这样的家报上发表论文对推动我国科学前进有实质性的作用。……以“爱国”为借口而反对把论文投到国际杂志去发表，实际上是故步自封，只能贻误中国科学的发展。
——《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因此研究成果也自然是该课题负责人所在的单位所有。在这些情况下，通常仅在附注中说明访问学者原来所属单位或永久通讯地址，或研究生毕业后现在的工作单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成果都只能属于实际完成此项工作和主持此项工作的课题负责人所属的单位，其他作者虽然个人都各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属于这个实验室的科学成果却不能“转移”给所有参加过工作的人员的原单位或现单位。
——《只有立足国内才能提高我国科学的整体水平》，中国科学报，1996年5月22日
针对“学术不端”：
……在揭露这些事件时，对知名科学家应该更加不留情面，正因为他们影响大，对他们的揭露，更加可以使广大科学界，特别是青年同志引以为戒。对无名人物大张旗鼓进行鞭挞，对知名人物却噤若寒蝉，只能起到很坏的反作用。
——《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中国科学报，日期不详
最近德国马普协会对马普协会医学研究所所长西铂格进行正式谴责，并将整个事件记入他个人档案。原因是20年前西铂格在美国加州大学工作期间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在Nature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所用样品来源进行了伪造。最近由于商业上的法律纠纷，西铂格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虽然已经事过20年，样品来源看来也不影响论文结果，但德国马普协会仍然认定这是伪造数据，是一件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尽管他是一位知名科学家，也必须进行正式谴责。这充分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清除浮躁之风，倡导科学道德》，光明日报，2002年4月10日
近年美国著名的Bell实验室发生一件丑闻。该实验室工作人员舍恩近年来由于在研究有机聚合物薄膜晶体半导体隧道效应时的发现，有可能以有机纳米晶体管和电路代替硅晶体管和电路，因此意义十分重大。短短几年中他已经在国际顶级刊物中发表论文多篇，包括Nature和Science中的17篇。这些论文引起了同行们的广泛关注，2001年被Science评为当年科技界十大成就的第一项。有人甚至认为，舍恩将为Bell实验室添上又一项诺贝尔奖桂冠。
但是舍恩的工作也引起本单位和外单位一些科学家的怀疑，他们仔细阅读舍恩的论文之后对文章中的某些数据公开提出质疑。Bell实验室在看到质疑之后，并没有为了“保护”本实验室的“面子”而设法予以掩盖，而是立即组织了以本领域著名科学家Stanford大学的M.Beastley教授为首的五人调查小组进行严肃调查，并指令该实验室密切配合调查小组工作，向调查小组提供全部有关资料，包括与舍恩论文有关的原始数据。调查小组最后于2002年9月得出结论，并公开发表了调查结果，舍恩做了伪造的假数据，论文有关结论完全不能成立。舍恩的共同工作者，仅负责向舍恩提供实验结果，他们所提供的实验结果是否采用，也由舍恩一人决定，论文也完全由舍恩一人撰写，因此弄虚作假完全由舍恩一人负责，与他的共同工作者无关。
……如果当初Bell实验室对舍恩的作假千方百计地予以掩盖或辩解，在最后真相大白后，Bell实验室的威信必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必须消灭科学上的“包工头”制度。像舍恩那样，众人向他提供数据，由他一人完全负责的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篇论文的所有作者都应该对论文负责，都应该对科学负责，主要研究者当然应该负主要责任。主要研究者不应该是包工头也不是老板。……
我国还没有发现像舍恩那样的弄虚作假者，但在出现腐败现象时，是否所有的领导都能如Bell实验室的领导那样有信心地坚决处理呢？在我国科学家中有没有包工头？实验室几十个人的工作都要归功于一个人的成绩吗？这些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敢扬“家丑”才能消灭“家丑”》，科学时报，2003年12月1日
上海交大严肃坚决处理汉芯造假案并给造假者以必要的处分，不仅无损于上海交大的声誉，正表明上海交大当之无愧是我国的一流大学，有信心处理类似事件。反观有些学府……学校只能用造假的“教授”培养混一个学历，用以混饭吃的学生。请问人民的血汗钱设立这样的学校又有何用？
——《赞上海交大严肃处理汉芯造假案》，科学时报，2006年5月16日
现在的问题不是建立不建立学术规范的问题，而是执行不执行的问题，科学院、教育部早已有学术规范的条文，但约束力很小。……光规范这样那样，什么实质的事也不干，“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几个月前，当某一位院士的问题开始在媒体上曝光的时候，我曾通过学部给中国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席写过一封私人信件，我认为，科学院有责任处理院士的问题，要求科学院学部道德建设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应予以严肃处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等待，但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任何处理结果。
——《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民主与科学，2006年第10期
针对“跨行评论”：
……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人。对于生物学以外的东西，我也不懂。而不懂生物学的人，比如学物理的人，来谈生物学领域的问题，是危险的。不要以为它是著名物理学家也就是生物学的专家。出了他的本行，他和一个一般老百姓一样。
——《对特异功能的看法》，三思评论，1999年
……我没有参加评选的原因，并非不支持评选年度十大科学新闻的活动，而是对这样的“以院士名义评选”实感为难，坦陈如下：
面对所列的这许许多多条包罗万象的、绝大部分远远超出我专业知识之外的新闻，我实感知识面有限，……我记得曾经有一年评选出的我国“十大科学新闻”中，有一条是在我的专业范围内的，是国外在十余年前即已完成的，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实在不应列入我国十大科学新闻之中。……（建议）此中并不排除征求部分院士意见，但不宜强调院士评选。
——《对院士评选“十大科学新闻”的质疑》，科技导报，2000年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科学家介入企业的活动，应以参与研究开发，提供咨询和智力的帮助为主。至于涉及市场和经营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广告宣传活动，科学家不应卷入，包括出面写文章，做商业性的广告，商业上在宣传某一产品时，为达到醒目并引人注意的目的，往往突出一点，不及其余；而科学家必须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并讲清楚，这是科学家的神圣责任。
——《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文汇报，2001年10月10日
……这主要是由于在院士当中与候选人专业接近而能够判断该候选人水平的只是少数，在院士评选时，只能听取其他院士的意见，因此有时可能会做出错误判断。……因此候选人资料不仅应向全体院士公布，也应向广大科学界公布，以便听取广大科学界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也应该接受广大科学界的监督。
——《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光明日报，2005年3月17日
针对“积累创新”：
……没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成果，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
……创新思想来自何处，虽然灵机一动产生了重要的创新思想，在科学史上确实有所记载，但这毕竟是比较少见的。远远更为常见的是天才出于勤奋。学术上的创新思想出于研究积累，只有勤奋努力、不断积累做出优秀的工作成果，才可能从中产生真正的、别人无法剽窃的创新思想，才有可能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但现代科学已经积累的知识，岂是古语所说汗牛充栋所能形容于万一。每进入一个新领域，都必须首先充分掌握本领域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才能吸取前人正反两方面结果的经验教训，做出原始性的创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都必然有创新的成果，从一个小范围而言都是世界首次，都可以说是在这一小范围内世界领先，但这不过是进入世界科学舞台的最起码的要求。……Cech以发现RNA具有酶活性而获诺贝尔奖，这一发现突破了多年来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的传统概念。但是这一发现，一方面建立在作者本人及文献中多年关于RNA的研究结果的积累，特别是关于RNA剪裁的研究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前人关于某些RNA具有酶活性的一些错误结论的教训，在完全排除所用RNA样品中含有任何蛋白杂质存在的可能性后，这一突破才取得广泛的承认。
——《从创新工程谈原始性创新》，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5期
……我认为，在管理体制上阻碍我国科学取得重大创新型突破的原因，主要在于混同科学与技术，以领导技术的方法领导科学。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主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但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主攻方向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科学时报，2006年6月16日
用简单的设备同样可以做出有价值的工作是Keilin教授的教导，也是我一贯的信念。我选择了一种只用滤纸和漏斗就可以提纯和结晶的酶：兔肌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希望能早出成果，尽可能快地摆脱十多年来无所作为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篇文章于1979年在英国的Nature发表，距离我在这个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正好是30年。文章发表前得到有关领导批准，同意我投往国外杂志发表，就我所知，这也是第一篇完全在国内完成的工作而在一家西方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发表的论文。这个工作后来也得到中国科学院的科技进步一等奖。
——《行进中的回忆》，生理科学进展，1990年
总体来说，突破只能发生在有充分准备的研究集体或个人，即发生在系统性工作的基础上，因此应该强调发扬优势的重要性。一个研究集体或个人，都需要在研究上有所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自己系统性工作的优势。在时机成熟时，这一优势就可能转化为突破。正因为科学需要积累系统性的工作，因此把对领导干部的年龄限制推广到科学家，对科学发展是有害的。
——《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科学时报，2006年6月16日
……苏联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伪科学对苏联生物科学造成的严重后果，确实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科学成果究竟由谁来评价》，科学报，1980年10月9日
……俄国在遗传学方面历史上是有优良传统的，在国际上也曾处于先进地位。但是前苏联在20世纪中期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搞一言堂，完全禁止以摩尔根为代表的经典遗传学派在苏联的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对反对李森科学派的科学家进行人身迫害，结果造成前苏联在遗传学乃至整个生物学方面几十年来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其严重的长远性破坏作用使俄国的遗传学至今还没有恢复其昔日的国际地位。
我国当前也许还没有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说，禁止不同学说发表的情况。我国虽然还没有产生荣获诺贝尔奖的工作，但通过新闻媒介在报刊哄炒一些所谓成果，极不严肃地冠以“特大成果”、“国际先进”、“国际领先”等美名还是不少的；尽管这些成果中有不少在科学界是有争议的、但不同意见经常得不到公开发表机会。
……
(4) 建议在全国主要报刊和主要学术刊物上开辟百家争鸣专栏，特别是对于报刊上曾经予以哄炒的所谓“特大成果”、“国际领先成果”，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成理，有充分根据，编辑部不应拒绝发表。……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早已经是大家接受的了。Nature和Science都经常刊登对已发表论文不同意见的读者来信以及原作者的答复。
——《发扬学术民主 开展百家争鸣》，人民日报，2000年7月21日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根据国际科学发展热点设定计划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无疑是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计划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好比我国的大庆油田已经开发了三十多年，在大庆地区再发现新的大型油田的可能性大概是微乎其微的了。我国现在以大部分的投入集中在世界科学发展的热点，是否有点像在大庆地区投资去寻找新的大型油田。当然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
——《重视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人民日报，1999年7月
与继承和创新关系类似的是积累和突破的关系。获诺贝尔奖必然是突破性的进展，而突破性进展又往往建立在积累的基础上。现代科学已经和一二百年前大不相同，靠灵机一动而取得突破性发现的可能性极为稀少。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建立在以前大量工作积累的基础上，再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突破，积累可以是个人研究的积累，但更多的是一个研究集体多年研究的积累，甚至可以是一个大集体多年的积累，雄厚的积累终究将结出丰硕的成果。没有四五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在生物化学和X-射线衍射学方面的雄厚基础和大量积累，DNA双螺旋结构的揭示是不可能的。由于以上两方面的雄厚积累，1958年以来英国剑桥已经在这两方面共获诺贝尔奖8人次。
——《切盼杨振宁的预言能够实现》，光明日报，1999年5月25日
针对“经费分配”：
当前体制中最大的问题首先是，科学决策事关全国科学界，整个过程应如温总理所说增加透明度，完全置于在一线工作的广大科学家的监督之下。然而先行的科技体制在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经费分配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错位。一方面，一线科技人员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表达。虽然在决策前也通常经过所谓同行评议，但整个过程接受广大科学界的监督不够，如在同行评议中从“同行”的选择开始，一些懂行而不听话的专家常常被推到不参与评审，并且没有发言权的位置。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引入个人因素，科技界的专业标准就会被人际政治所替代。另一方面，同行评议既然流于形式，服务人员就反而成了统治者。一些行政人员过多参与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等，进而操纵或影响决策的过程，从而对科技经费分配拥有过大的权力。更由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指导，常常把巨款投入当前虽然是热点但将来发展并不明确的少量课题上，一些重要而我国又有一定基础的课题却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支持。
——《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科学时报，2006年6月16日
在只能用有限的投资但又必须稳住基础研究一头的形势下，最重要的也许是大量精简队伍，在现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组织和集中最优秀的科学人才一万人，包括各领域中各个层次上合格的努力工作的科研人员，和合格的真正为第一线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不包括研究生），就好像是科学研究的国家队。
必须打破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其工作人员的铁饭碗制度。引入和加强竞争机制，…… 评价成果必须依靠国际公认的硬指标，绝不能轻信个人自我吹嘘，靠领导指定，或报刊哄炒。
——《我国基础研究面临的一些问题及一些建议》，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1997，19(5): 8~10
Keilin教授非常强调要在简单的实验条件下做出优秀的工作。他非常强调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是靠创新的学术思想，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先进仪器设备收集大量各种数据。他自己一生的贡献之一，细胞色素系统的发现，就是依靠一台最普通的手持分光镜和一台普通显微镜联用完成的。……他的实验室都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这对于大量进行酶学研究的实验室是十分不方便的。……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他的实验室每年都有高水平论文发表，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实验室之一。……究竟是首先资助提出先进学术思想的科学家，还是提出购买先进仪器的科学家呢？
——《科学研究五十年的点滴体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5，第2期，54~55
在不久前举行的以结构生物学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香山会议上，到会专家一致呼吁刻不容缓地在中国建立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现在国际上结构生物学的新时代开始还不太久，应该认真吸取我国在1953年对待分子生物学的惨痛教训，加速以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组织国内各单位高水平的研究课题，给以足够强度的投资，建立跨单位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这样我们才可能保持我国在某些领域内的国际先进地位，并且经过努力，建成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研究中心。由于结构生物学对生命科学的全面影响，它也必将推动我国生命科学的全面发展。可以预见，在今后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结构生物学必然会出现像当年分子生物学一样的辉煌。希望那个时候，全人类共享的成果中也有中国科学家贡献的光和热。
——《结构生物学的时代已经开始》，科技导报，1995,4:7~11
针对“学生培养”：
所需要的知识，首先要养成不是去问老师，而是自己去查阅参考书，自己查阅文献的自学习惯。对于书本知识，我认为首先要培养学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对任何规律性还是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更重要的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自学得到的知识，只有完全弄清了来龙去脉的知识，才是真正牢固掌握了的，能为自己所用的知识。
……个别汇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实验记录是研究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是工作的基础，而多数学生对此常常不够重视。……随手抓一个纸片记录数据，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坏习惯。
我对学生实验记录的要求是，有实验开始前的实验目的，有实验进行的具体条件和结果，有实验结束后的初步小结。实验记录要详细到别人能够看懂。如果当时别人看不懂，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很可能也看不懂了，以致进行总结时无所依据，甚至错误理解当时情况而得出错误结论。
……当前的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科学界。各种丑恶现象不断发生，有的还没有收到谴责。自己严格遵循科学道德规范并以此要求学生，是每一个导师的责任。
——《与学生共同工作半个世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0月30日
……我国搞了多年的所谓人才引进，但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至今人数甚微，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影响也不大，这说明一大批的，高水平的人才还得要靠自己培养。……
在上述情况下，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人才外流，使我国辛苦培养的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流往并长期定居国外，不能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
（说我国培养的博士生太少），这不是我国的导师不够努力，而是由于政策上对本国博士学位的歧视，导致青年学子纷纷向往国外授予的学位，以及人为对各单位研究生招生名额予以严格限制所造成的。根据我国现有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的人数，把现有培养人数扩大几倍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据说限制研究生招生的理由是毕业后分配困难，这种困难实际上也完全是人为的，是由于对各用人单位的高级科技人员的编制和一般人员同样加以严格限制造成的。
……到了报考大学考生人数急骤减少，入学后也没有合格的教师的时候，再从政策上予以纠正，就不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可以挽回的了。
……同样是博士，首先是洋博士，其次是外籍华裔博士，再次是本国人在国外得的博士，最后才是百分之百的土博士。这种做法不仅充分表现领导机构的崇洋媚外思想，在人才交流上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制定这些条例的目的也许是想鼓励人才引进，但实际上却大大地促进了人才外流。
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是，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对华裔外国人的赞扬，以及对我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工作成绩的宣传。有关部门也许是出于激发读者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良好愿望，让大家相信，外国人可以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但实际上只能让大家感到，人的聪明才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充分发挥，中国人在国内无法做到的事到了国外就可以做到。只能起到促进各界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的青年知识分子，竞相流往国外的趋势，只能起到与宣传部门良好愿望相反的坏作用。
……为什么可以请过了60的外国人来华工作并担任行政领导，而过了50的中国人却已经不受欢迎了呢？
人才交流，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即怎样才能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效果？每请一个外国专家的费用，可以改善几个回国人员的生活待遇？如果把这笔钱用在本国专家上，可以争取多少我国现在国外的专家回国。现在是该算一算这笔账的时候了。
——《扭转人才外流的倾向，造成有来有往双向交流的健康局面》，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1991年3月
已故的施德培教授曾经对某些候选人的水平发表过虽然十分尖锐但却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我看这些人应该自己先脚踏实地地做一篇合格的博士论文。现在这种情况我看依然存在，特别是近年来，为了可以理解的迅速发展的要求，我国导师和研究生数量迅猛增加，不免会有少数不合格的授予点和不称职的导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质量的保证，单纯数量的增加并不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反是一大隐患。
随着扩招的热度一升再升，研究生数量最近6年增加了4.7倍，合格导师数量的增加终究还是跟不上学生的数量，于是造成另一个严重后果——每位导师指导学生数量过多。有人形容这样的导师是“牧羊人”，确实很形象、生动。
我同时指导的学生（包括研究生）的数量从未超过10人。……但同时带几十甚至上百的学生仍然难以想象。我除了佩服这些导师超人的水平和精力外，也为他们的学生担心。
——《当前研究生培养问题》，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4日
论文评审和答辩不能流于形式：有时，待评审的论文在答辩前几天才送到评审人手中。要仔细评阅一篇上万字的研究生论文并提出中肯的意见，特别是审阅包括大量数据和图表的实验科学论文，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必要时还要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而只给几天时间使绝不可能做到的。这只表明论文的送审单位和送审导师其实并不希望审稿人认真阅读论文并做出客观评价，他们只不过是要从你这里走一个形式，要你签一个字而已。此举必然使论文答辩流于形式，并不可避免地降低教学质量，对学生来讲无疑是丢失了一个严格训练的机会。
我曾有过这样一次经历：一家国内知名的大学给我寄来一篇博士论文，要求评阅并参加答辩。我仔细阅读后发现，论文中一项关键性的实验缺少必要的对照实验，我认为补充必要的实验后才能进行答辩。意见寄回后没有回音，后来间接听说，这位研究生还是如期进行答辩并获得了学位。不知参加答辩的专家们是如何看待这篇博士论文缺少必要对照实验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意见寄回以后，这所大学此后再没有提这件事，也再没有要我审查该校其他研究生的论文。
……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的研究生培养到底该有怎样一个规模。其次，能否适当分散研究生的毕业时间，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时间可以错开，允许研究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随时进行答辩。
维护研究生权益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的双向自由选择。……研究生搞科研，是为自己在科学上的成长而工作，而不是为其他人工作。老师只有引导的义务，没有把工作成果据为己有的权力——换言之，学生不是老师雇佣的廉价劳动力。……如果一位老师能够培养出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科学家，那就是有成绩的老师；相反，如果培养的人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不能不说是教育的失败。
——《当前研究生培养问题》，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4日
2006年11月23日下午，邹承鲁逝世，上文第二天刊发在《光明日报》
原书（《邹承鲁杂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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