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说我想关注的是生命现象本身，对应用和工程方向不感兴趣。然后最近有两件事可能对我转变想法有推动，一是袁隆平爷爷去世，全国人民自发哀悼，二是2021年7月20日-22日河南连降暴雨形成内涝，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在这两件事发生的背景下，我内心越来越有一种声音，催促我要做一些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东西，能造福人类社会的东西。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多长，一年半吧）是一个纯粹科研主义者，认为科研工作者应不为世俗之事所干扰，而仅仅从学术兴趣和探索欲出发，一个现象摆在那，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能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读文献、做实验去探究。这种想法让我将科研看做一种纯粹的、高尚的、与俗世格格不入的、与其他行业相比有优越感的一份事业。我常常觉得在拓宽人类知识边界的伟大贡献面前谈应用、谈转化、谈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是一件略微耻辱之事。这些想法的产生，我自我剖析，可能还是脱离实践太远，另一方面虚荣心作祟，想让自己和大多数人相比显得特别一点。

我们为什么做研究？可能“热爱”“热情”会是标准答案，我也对很多人说过自己热爱研究，但自觉终归没有爱到完全不求回报。也许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我相信有，也羡慕他们，不过在我短短二十一年的人生里还没有见到。

像我这样既不是对科研热爱到死去活来，又不是天分绝顶过人的普通人做科研图什么呢？“实现人生价值”可能是一个答案，这个说法太高大上了，说白了就是想出名，想获得认可，想名垂青史。所谓人生价值，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价值。可自己跟自己较劲，未免格局不够，这个目标也太过虚无缥缈。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很难支撑一个人长期投入努力在一件事情中。若遇到迈不过去的挫折、或者周围很多人的不认可，很容易自我怀疑、甚至信仰崩塌走极端。有很多人倡导所谓“为自己而活”，我现在比较反对这种人生观。一个心里只装着自己的人很容易把路越走越窄，而且我总觉得这种人生活到一半可能会再度迷茫、遗憾自己没能为其他人做点什么。

黄昆给杨振宁的信里有一句“devotion to the cause的心一定要驾于achieve自己地位之上”，他为新中国培养了几代人，代价是牺牲了一部分自己的科学研究。贝时璋先生也是这样，邓稼先也是这样。他们本来可以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来提高学术地位，为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国防建设放弃了很多，但是真正赢得生前身后名的那群人。

好像越扯越远了，总之，我的结论是：个人职业发展要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契合。这句话老生常谈了，大一给新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课程里就反复强调过，不过过了几年自己对这句话还是多了一点感悟和理解。我不是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形象，在这个太平盛世里说几句我爱祖国简直不要太容易，真到需要牺牲奉献的时候还不一定谁能站出来。就单从个人的利益考量，一方面这样选择让人生有个信仰寄托，遇事不容易自我怀疑。另一方面，往往社会需要的岗位路更宽、机会多，混出头的概率也大。

就我个人观察，在生物领域，尖端科研方面中国并不落后国际前沿，可能在科研体制和学术文化方面还有欠缺。不过这方面很快会有所改善，因为高校的老师九成九都是在国外学习又引进回来的，其中不乏靠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进行试点或改革的。虽然会走弯路，虽然目前还有一堆问题，但有这么多人在努力，问题终究不是问题。

我们也不缺手握屠龙之术的学术带头人，至少在生物物理所，身边的每一个老师和来讲座的大牛都让我觉得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他们的高度。还有身边那么多用智商和努力碾压我的同辈，在我眼里都是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

所以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即博士—博士后—高校或研究所的博导—一路打怪升级戴帽子）我们已经不缺了。我不是很聪明，更要命的是大多数时候很懒，所以看着是竞争不过这条路上的大神们。就算累死累活卷赢了，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所以我目前想探索一下未来是不是可以搞一搞科研成果转化和生物产业化。科研往应用转化也分好多种。跟医药卫生有关的转化往往安全要求很高、周期很长，比较困难。生物领域有没有其他风险相对低一点的应用呢？这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当然，转化的来源得是靠谱的科研成果，这个成果最好是自己动手在实验室做出来的。能做出可以转化的科研成果这件事可遇不可求，但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中奖的概率应该是有差别的。我想这会是我选择博士阶段研究方向的参考依据。

朋友圈里应该有不少人处在和我一样的人生阶段，看起来你们大部分比我坚定，很早就确定了研究方向，有的甚至已经定导。不过我想在人生岔路口，迷茫和选择还是会有，希望有想法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交流交流，或者觉得我哪里想法不对指正一下，万分感谢。